1.为什么叫“单项冠军”，而不是“隐形冠军”呢？

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是德国管理思想家赫尔曼·西蒙教授在1995年提出的。所谓隐形冠军，指的是在某个细分市场领域占据全球前三地位，有非常强大的技术和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它们绝大多数是2B的业务，为龙头企业做配套，其产品在很难被替代；一般年收入不超过30亿欧元等等。

这些企业大多数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熟知，但是在自己的细分市场中却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在德国，很多隐形冠军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行事低调，有意识地避开竞争对手的关注。所以，被称为“隐形冠军”。

而“单项冠军”呢？在许多特征上，我们是拿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进行对标的。但是，以中国人行事招摇的风格（当然也有闷声发大财的），很多企业家和企业恨不得“天下谁人不识君”。尤其是有了北交所、科创板的助力和互联网的渲染之后，想“隐形”都难。

上市之后，这些“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的曝光度进一步增大。其弊端是有可能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打击之中。或者在海外并购的时候，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

2.为什么德国的隐形冠军不喜欢上市，而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挤破头想上市？

德国隐形冠军不喜欢上市的主要是因为不愿意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它们很多都是家族企业（至少占50%以上）。而且这些企业的纯利润很高（多年的平均税后利润超过8%，而大多数财富500强企业的税后利润可能在4%左右），所以，主要是靠内源性融资，自我滚动式发展。

虽然在历史上，1871-1915年之间，德国也曾经是一个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都非常发达的“双高型”国家，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美国上市公司的数量相等（350家左右）。但是，当下的德国是一个资本市场不发达，而银行发达的金融体系。不管是商业银行，还是当地的储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基于长期的合作中所获得的企业经营的信息，将信息转化信任，再将信任转化成信用，能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特别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刻，德国银行奉行“雨天不收伞”的原则，所以，德国的隐形冠军倾向于自我融资和债务融资，而不是选择上市。虽然最近20年来，上市的比例也不断提高，至少25%左右的隐形冠军已经上市。

很多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则认为，上市可以带来大量廉价资本（并不一定）、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可见性，有利于营销（的确如此），而且能规范企业管理（上市的确有助于规范管理体系，但是，不上市同样可以。例如，华为就是全世界管理最规范的非上市企业之一），所以，有人把上市当做是企业的“成人礼”（也许吧），认为上市至少代表一种阶段性成功。同时也可以实现个人财务自由（上市后，创始人和高管团队卖出部分股份套现）。

3.北交所（或者上市）会不会把“专精特新”带偏？

如果“专精特新”企业上市之后，选择多元化发展，或者盲目快速扩张，无法再坚持十年磨一剑的长期主义，上市就意味着一场灾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创始人和高管团队容易忘记初心，更可能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诱惑。例如，需要发布每季度的财务报表、资本之手的鼓动、地方政府希望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参与一些不良资产的重组等。所以，对于“专精特新”企业，上市之后，才是真正的大考。

4.中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到底离德国的隐形冠军有多远？

从多个指标来衡量，包括产品、创新、市场影响力和国际化的程度等来看，中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离德国隐形冠军还差得很远。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专精特新“小巨人”有5678的特点：超过五成研发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超过六成属于工业基础领域，超过7成深耕10年以上，超过八成居本身细分市场首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巨人的研发强度超过销售额的7%，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数是1.41%，民营企业1000强的平均数是2.57%，所以，小巨人的研发强度比较高，但是，也要看到，它们的绝对基数比较小。

而德国的隐形冠军呢？研发强度长期保持在在6%左右，研发资金的中位数一般在2000万欧元左右，而且在此之前已经持续投入了至少30年以上，掌握大量的专利和技术诀窍，布局了密不透风的专利防御体系。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良率和可靠性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以至于许多龙头企业宁愿花5倍的价钱购买进口配件，而不是选择专精特新“小巨人”新近开发出来的产品。

有人简单地按照市场份额来界定“隐形冠军”，认为市场份额第一就是隐形冠军。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市场领导力是德国隐形冠军最看重的，而非简单的市场份额大小，它们在制定行业的创新和技术标准时，拥有重要影响力。

在一个调查中，当问到通过什么确定市场领导地位？这些隐形冠军回答：技术领先（85%），质量领先（79%），知名度（74%），产品系列宽度（71%），声誉（70%），销售能力（69%），传统（67%），国家销售代理数量（65%），销售额（55%），专门化（45%）。其中销售额排名在倒数第二。

而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评选过程中，为了让更多企业入围，获得培育的机会，工信部删除了“主持或者参与制定相关行业国际国内标准的制定”的要求。结果可想而知。

5.相比德国的“隐形冠军”，中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在国际化方面，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评选有非常强的政策导向，主要是为了解决卡脖子、补链补短板的问题，而不是增长的问题，更不是国际化的问题。所以，刘鹤副总理强调说，“专新特精的灵魂是创新”。

在国际化方面，专新特精（包括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出口、甚至是间接出口的方式。而在海外直接设厂，绿地运营或者进行国际并购，只是少数企业的非典型行为。专精特新企业在招聘或者培养高水平国际化人才方面，存在很多困难。

而德国的隐形冠军是通过两条腿走路的，也就是创新+全球化。其中创新让他们在产品深度和创新方面远超竞争对手，而全球化让他们有了规模效应，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相比德国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规模至少是国内市场规模的11倍。所以，从一开始，大多数德国隐形冠军就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征程，它们至少在20个以上的国家设有自己的子公司或者工厂，利用当地资源就地生产就地营销，全球化运营。

6.“专精特新”企业在大多程度上应该国际化？尤其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碳达峰碳中和（30/60）限制条件下，以及全球产业链再调整的大背景下。

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在过去四十年里最大的失误就是盲目采用外包的方式，把产业链逐步转移到了海外，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而德国和日本则相对成功地保住了自己在国内的高端制造业，通过在国内保留“母体工厂”，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发展。

在未来，中国部分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产业必须要转移到海外，比如钢铁等；而绝大多数产业应该尽可能在国内进行梯度转移，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和东北，特别是围绕着“一带一路”的沿线省市。部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可以考虑在沿边的自贸区设厂，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例如，朝鲜、越南、缅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等）。应该尽可能地把产业链和供应链留在国内，尤其是保证高附加值和高技术部分。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也不应该盲目照抄德国“隐形冠军”的国际化模式，因为他们国际化的动因之一是国内市场太小，而中国则有超大规模市场。

尤其是，随着“双循环”的提出和发展，以及建设几个大型的国际消费中心，随着人们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向往，“专精特新”企业大有可为。

7.德国有弗劳恩霍夫应用技术研究中心，而中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忙着发论文申请课题，缺乏面向企业的技术转化平台，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实事清单》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双向揭榜”的活动，虽然政府在推动各地建设一批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为企业搭建高层次人才供给通道，在国家人才计划中对“小巨人”企业予以倾斜，但是，我们需要在科研体制改革方面有更加重大的调整才能建设制造强国。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筹建类似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技术研究中心。

2019年9月，在一篇题为《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中，我大声呼吁的：“把中科院和部分高校的老师分流出去，把他们从课题和论文中解放出来，组成一个面向应用的技术开发平台。而剩下来的人，我们用最优渥的薪酬待遇养着他们，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不要那么多考核，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朝着诺贝尔奖的高峰去攀登。”这呼吁，在今天仍然有效。

8.如何建立相对和谐的产业链协同关系，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同一个产业链上的德日大中小企业比较恪守本分，建立了相对和谐的长期合作关系。围绕大型企业，日本企业甚至建立了kreitsch（系列），中小企业以龙头企业为圆心，众星捧月一般，专心致志地长期做配套。在产品创新上，龙头企业则采用开放式创新，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就邀请配套企业加入进来了解相关信息。同时，在经营中，尽可能地保持价格和利润的相对稳定，不过分压榨配套企业，更不轻易抄袭，或者收购后雪藏。

在《实事清单》中，工信部强调，要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组织实施一批工程化应用验证项目，促进优质产品先试首用。结合企业意愿进行分类筛选，制定推荐目录，向大型骨干企业定向推荐不少于1000家“小巨人”企业，不少于1500项技术产品。面向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征集技术产品问题，组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创新创业主体揭榜，以比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促进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等。

说实在的，以上这些想法都很好，但是，一旦涉及到市场主体的自身利益，在配套企业的产品不够稳定的时候，很多龙头企业不愿意试用，这样配套企业就永远没有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些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就需要产业链上的企业慢慢磨合了。

9.德国隐形冠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所培养出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为何中国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此艰难？为何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在中国水土不服？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中国制造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中低端制造，利润很薄），无法为产业工人提供体面的劳动收入；西部劳动力大省和东部沿海用人企业之间在空间上的分离，背井离乡没有安全感；职业教育质量太差，课程落伍、与实践脱节；职教系统缺乏向上及横向贯通的通道（例如，硕士学位）；社会观念问题（上大学、学而优则仕等），以及外卖快递等对技术工人的冲击（培训三天就能上岗，短平快获得报酬）等。

经过最近半年时间对教培行业的整顿之后，资本对职教的投资兴趣越来越高，尤其是对那些允许营利的职教机构。事实上，投资职教机构的好处多多，包括国家政策利好、有文凭、有进入门槛、允许营利、国家补贴等，所以，某些教培行业的大佬，与其去做直播带货卖农产品，不如借用自己企业的核心能力和资源，发力职业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利企利己。

10.发展专精特新，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而文化价值观的重塑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发展专精特新需要工匠精神和长期主义，需要“专心、专注、专业、专家”，需要聚焦细分市场，长期坚守，甘于寂寞，不为噪音和诱惑所动摇的文化价值观。而中国过于灵活变通的“差不多”文化，当下舆论场的浮躁和撕裂，叠加上资本市场一夜暴富的吸引力，都是走专精特新之路的文化障碍。

没有在德国或者日本长期生活过的人，很难深刻感知到文化的巨大差异。有人比喻说，“德国人的脑袋是方的，而中国人的脑袋是圆的”。前者刻板严谨、一丝不苟，后者灵活变通，差不多就行。作为一个研究跨文化管理和沟通的专家，我深知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底层操作系统，影响深远。

赫尔曼·西蒙教授也强调，德国隐形冠军的市场领导力来自于：第一，德意志文化对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第二，相关配套产业中龙头企业的高标准、严要求；第三，家门口有强大的竞争对手，长期对打陪练等。

可喜的是，经过中美贸易战，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中国现在可以平视世界了。我们现在应该更从容淡定一些，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中，唤回我们在农耕时代曾经有过的“工匠精神”（宋明的瓷器、家具、丝绸等手工艺产品），让它老树开新花。

作为深圳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为了更好地面向“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加贴身有效的服务，卓越汇企业家创新学院拟采取以下精准服务措施：举办年度“专精特新”大型主题论坛、定期开展“专精特新”话题相关的公益讲堂、定期组织“人才发展专项座谈会”、创新研究服务、共性诉求调研服务、企业免费问诊服务等。

学院实战专家介绍（部分）

1.李序蒙：著名企业创新成长顾问，战略管理、组织变革与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2.王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3.白刚：著名企业战略专家、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4.杨坚巍：清华大学毕业，欧洲工商管理学院EMBA，30多年信息技术行业管理经验，长期在著名500强公司担任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