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姚斌；来源：在苍茫中传灯）

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究竟走向何方？赵向阳博士在他的著作里做出的回答。

综观70年新中国管理史，可以简单划分为两个阶段：

1949年~1978年，以苏联为师，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奠定了基本的工业基础。

1979年~2018年，以英美为师，全面学习和建立市场经济，在引进消化吸收外国一切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世界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

在这其间，尤其在2008年之后，又逐渐走上了与美国相似的道路，经济上脱实入虚，主要依靠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和服务业等实现发展。

1.苏联与英美模式

苏联模式早已终结。英美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政府-企业-社会非常不平衡，社会贫富分化过于严重。尤其是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利用技术和金钱的联盟，几乎绑架了社会的发展。它们将制造业外包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造成了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得中产阶层收入停滞，底层失业率飙升，社会族群和民意撕裂，从市场经济国家变成一个公司化的世界。

为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揭示了“美国真相”背后的经济逻辑——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崇尚市场至上，放松政府管制，认为政府有问题。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垄断企业的危害性和自由竞争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垄断企业滥用市场势力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巴菲特所谓的企业必须有护城河，彼得·蒂尔认为“弱者才去竞争，而强者则垄断”的观念，在斯蒂格利茨看来都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因为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处于失衡状态，美国的大公司或市场势力在利用专利方面阻碍创新企业的进入，是在维护垄断的利益。

由此可见，英美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中国学习的“好榜样”。而德日发展皆不依赖一个过度繁荣的金融市场，其发展更多的是依靠银行、依靠公司的自我滚动式发展，公司内部有充沛的现金储备，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社会发展更加平衡。彼得·德鲁克坚持认为，没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没有健康的企业。这就是德鲁克的伟大之处。他一生写了39本书，其中与商业管理有关的书也就是五六本。

之所以转向与德日同行，是因为中国和德日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更容易获得成功。相似性能从大概率上保证变革成功，而非相似性就很难。文化价值观就像一个正态分布。当引入一种异质的新文化，希望引发某种社会变革或组织变革时，如果新引入的文化与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匹配的，也即落在正态分布的主体范围内，一般来说，变革会比较顺利，效果会比较好。反之，就有可能两种情况发生：一是产生严重冲突，变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二是变革一开始就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冲突，但逐渐吸收两者优势，很快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新文化，最后变革成功，产生了超乎异常的好结果。因此，全盘照搬英美模式，在中国绝无可能，而借鉴德日模式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通过借鉴德日模式中的某些优点，最后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历史阶段。

所谓的模式，应该是具有足够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并受到时间考验的较为稳定的理念和方法。不同于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日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英美的发展模式，它们特别强调政府和国家的作用，特别强调秩序自由、规划、合作、共识、妥协、团结等。德国把俾斯麦以来的发展模式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社团主义市场经济”，并延续至今。而在日本，官员-政府机构-财经界构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铁三角”，被认为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秘密。这两个国家皆发动了侵略战争，但经过之后30年的休养生息和专心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德日又成了世界大国，GDP分别高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尤其是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美国公司造成巨大的影响，成为欧美管理学教科书里唯一对英美管理模式构成挑战的新知识和新方法。

同样的，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都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之中。1999年，《经济学人》将德国称为“欧洲病夫”，日本人则忧伤地感叹“失去的20年”。因此，它们几乎完全错过了20世纪90年代起从美国发端的第3次工业革命，也即信息技术革命。今天，在互联网领域领域，美国拥有FAANG，而中国则拥有华为、BAT、京东、美团、小米等，但德日在互联网几乎没有任何特别著名的大公司。先是美国，后是中国，成为第3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赢家。

2.德日模式的独特性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从2008年前后开始，当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德日却缓慢复苏了。它们在这个动荡的全球化时代，依靠自己的高端工业制造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在诸多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加工等领先世界。2013年4月，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2019年2月，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6年12月日本发布工业价值链参考框架IVRA。错过了第3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德日，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错过第4次工业革命。

德日都是资本主义的后起国家，但它们企业管理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借鉴英美模式，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开展模式探索之路，这使得德日企业在19世纪后半叶利用新一轮产业革命后来者居上，在很多领域超越英国、荷兰、法国等现代化更早的国家。德日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

第一，较高的商业伦理。德日这两个后发国家在极力追赶英美发达国家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自己的传统性。它们是传统性和现代性得分都很高的国家。

第二，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德日企业从100多年前就特别强调股东，强调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影响至今。

第三，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德日企业基本上都采用了劳资共制(共治)的方式。日本工会紧密参与公司运营，为改进业绩献计献策，很少作为完全的对立面出现。

第四，选择高端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德日企业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优势，或者把部分低端产业外包到中国和印度，或者果断放弃大众消费市场，进军高端制造业。

第五，聚焦隐形冠军企业和长寿企业，在战略和经营目标方面显著不同于英美企业。德国占据全世界隐形冠军企业一半以上。而日本更是长寿企业的大国，是永续经营的典范。

第六，独具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财团和商会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扮演联合舰队的角色，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盟，希望维持一种更加有序的竞争，很少实施反垄断法。

第七，德日相对保守的金融体系更加适合持续性创新。德日的金融体系要保守和小的多。英美模式的市场导向型金融有助于颠覆性创新，而德日模式的银行导向型金融则有助于持续性创新。

第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德国，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属于那种并没有大量科研科研投入的低技术、非研发企业，它们经常采用一种混合创新的模式。

第九，长期雇佣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双元制教育体系。雇主和员工之间关系亲密，高度信任，经常出现两三代人服务于同一个企业。其员工受过大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

第十，德日的贫富差距很小，各个区域发展相当均衡，大城市和小城镇甚至乡村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企业最高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也不大。这些都有利于建立一个平衡的社会。

3.中国管理和中国企业走向何方？

德国企业追求成为隐形冠军企业，日本企业追求成为长寿企业，而美国企业追求的则是靠技术、规则创新和寡占战略形成跨国巨头。德国企业较多的是追求较窄的领域做强做精，并形成一定的垄断，但并非是大众所知品牌的企业；日本企业则较多崇尚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传承，不做不熟的领域，不搞非相关多元化扩张的百年、几百年的公司。中国在加入WTO以后，企业基本上是以追求营收指标的“做大、做强”为目标，这和美国企业的经营目标基本一致，这是以美国企业为师的结果。而德日企业的成长路径则有所不同，它们走出了一条“做精、做久”的路径。

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的原因之一是英美在宏观和微观上出现了“失衡的三角”。尤其是美国，宏观上“公共-企业+社会领域”的大三角发生倾斜，微观上“股东-客户-员工”的小三角也发生严重倾斜。而日本宏观上是以工业、信息、金融三大领域形成三角产业结构。以工业制造为核心，发展与工业制造紧密结构IoT(物联网)，金融则作为支撑。微观上，日本企业是一个以员工、股东和客户构成的三角平衡结构，以员工为中心来运作。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认为，企业的成长可以分为量的成长、质的成长和力的成长三种类型。量的成长衡量指标主要有营收规模、资产规模、从业人数等，也就是“做大、做多、做快”，质的成长衡量指标主要有净利润、净资产和经过计算的资产利润率、人均营收、人均利润率等，也就是“做强、做优、做新”。而力的成长衡量指标主要有相对于同行的研发投入额和成果、跨国公司指数以及市场占有率、人均报酬总额和组织活力等，也就是“做局、做人、做久”。

可以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年分为：前30年，后40年，未来30年。中国企业需要在量的成长、质的成长的基础上叠加力的成长。“大”永远是基础，从万吨水压机、三峡大坝到今天电力网络、大数据，大在不断变得更大。“质”就是架构，从企业规模、行业分布、地域分布的架构到治理、管理、战略的架构，架构在不断优化。“力”就是能量，从生存力、学习力、创新力到竞争力、垄断力、领导力，力的力量在不断增强和激发。中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时期，因此，质的成长和力的成长会成为核心问题。

无论是英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它们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因此，不管中国是以英美为师，还是与德国同行，中国企业及其管理模式可能既成不了英美，也成不了德日。中国和英美、德日之间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也不在同一个纬度上。事实上，中国企业家早已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管理理论的创新贡献了大量闪光思想，如任正非提出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奋斗者文化。新中国成立70年，最开始学苏联和东欧，后来学日本和德国，再后来学美国。一路学来，中国管理最终依然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凌认为，从企业管理模式的学习和借鉴对象来说，中国企业应该向所有最有成效的管理企业管理模式学习，无论是德日模式还是英美模式，抑或像新加坡、以色列、意大利、北欧诸国等不属于上述两种模式的企业模式，它们皆包含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地方。从未来企业管理的整体发展来说，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既不会是德日模式，也不会是英美模式，我们必须探索有别于前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或者就是中国模式，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许就是陈春花教授所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中国企业需要昂首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