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二次停工停产带来的社会冲击和经济冲击的成本可能远高于第一次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快速启动经济和快速常态化经济循环。如果经济长期处在当前的管控停摆的非常态状态，消极民生政策和消极的救助政策很难突破目前的瓶颈问题。经济循环和经济启动越快速，成本越低。

“目前一方面需要全产业链复工复产，这是行政启动。更要防止在复工复产之后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出现的二次停工停产，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刘元春强调，如果在二季度没有很好的需求提振，没有很好的下行压力的对冲政策，即使复工复产，也会出现二次停工停产，“二次停工停产带来的社会冲击和经济冲击的成本可能远高于第一轮的停工停产”。

他认为，在外部环境还没有全部发酵、贸易没有全面下滑的情况下，对于内需的提振和提前的冲击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所以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微观环节的讨论。“目前是经济循环重启、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错过，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刺激计划，很可能面临的二次停工停产的风险”。

以下为实录全文，略有删节：

中央政治局在近日首次提出了“六保”的新提法，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六保”意味着什么？保护居民就业与稳就业是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如果要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或者居民就业状况能够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上，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根据我们进行的精确测算，在未来经济受到的冲击超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管理，把“六保”作为目标，蕴含的工作压力并没有减轻，也并不是调低目标的体现。

首先，从“保就业”来看。一季度就业数据显示，三月份调查失业率5.9%，比二月份的6.2%有所下降。这是在严格管控条件下所获得的数据。但是，它并没有统计非规范就业以及非城市就业人群。如果把保居民就业的相对稳定作为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解决目前还有1.3亿左右没有复工复产到岗的农民工就业问题，以及大量的规范性企业因为停工停产减产没有正常上班的几千万的城镇工人的就业问题，还有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今年830多万大学生毕业以及几十万复员军人的就业问题。要解决这些人群的就业问题，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低的。并不像很多人讲的那样，保证零增长就能保证居民就业的良好完成，就能保证稳就业和保就业。

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大约为200万人，但是GDP每少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失业接近400万人。因此如果经济从过去常态化的水平回落至一季度的-6.8%，将会导致四五千万人的失业问题。如果公共卫生危机导致这种大规模失业的状况下，不仅仅会体现为经济危机，还有可能体现成社会危机。因此，要把保就业、稳就业的目标转换成这种政策性目标，政策性行动，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完成就业任务的严峻性，它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一揽子规划里面，要求必须有一个超级对冲。大家会看到，美国对于它的失业问题的超级对冲，以及德国对于它的企业的超级救助的力度比我们要大得多，原因在于就业稳定是比简单稳定GDP更难的目标和任务。

第二，“六保”中保民生也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民生里第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就业，第二个是居民收入，如果没有收入，也没有转移支付，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一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已经-3.9%，这是中位数，如果考虑到不同阶层的分布，农民工、小业主、非规范性就业的人群和特殊区域、特殊行业的人群的收入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保基本民生所产生的压力在未来几个季度实际上也是非常严峻的。

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在这次冲击中受到的影响是严重不对称的。比如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农村居民收入的冲击远远大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冲击，农民工收入的冲击、小业主的冲击远远大于其他阶层的冲击，服务行业，特别是非规范性服务行业，如餐饮业的收入冲击状况要远大于其他行业。所以，下一步转移支付的力度要很强劲，因为疫情持续的时间以及经济低迷的时间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财政要在支付的力度和时间要超过预期。所以，保民生与保就业具有一致性，与保增长具有一致性。同时，我们的救助政策要以民生为先导，以就业为先导，而不是简单以需求刺激为先导，这不是简单的目标变换的问题，而是政策组合和优先顺序的问题。

第三，“六保”中谈到了一系列的风险，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供给链产业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涉及到对于其他风险的一些担忧，而不单纯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从粮食能源安全来看，目前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剧烈的震荡，粮食国内生产和国际供应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判断，而是对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以及国内生产链本身的一系列的判断。因此，我们研究经济的很重要的一点，要将目前新的办法和新的目标转换成行动逻辑，转换为政策设计的方案。

我认为二季度中国面临的问题比一季度面临的问题更为超级。一是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完全显现。一季度是因为全面管控，全面停摆，对经济循环带来的损失。但是疫情对各种经济主体带来的损失到底怎么样，在完全管控的时候没有显现，实际上只有在管控解除之后，市场恢复正常运转才能知道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二季度实际上是疫情冲击下的后遗症全面显现的一个阶段。

二是全球疫情蔓延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停摆，对于中国外需的影响，对于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在二季度刚刚开始显现。

三是在这两重因素影响下，内部疫情和外部冲击双重影响下，去年所讨论的一系列的趋势性下滑因素和周期性下滑因素，内部结构性因素等问题可能会持续演化，持续加重，这样导致了二季度在经济从完全管控、完全停摆向一种常态化、市场化运转过程中，必定要面临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如何解决这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实际上是我们二季度必须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当然通过研究，我认为我国应该要提出一个相对较高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政策必须是一种超级政策，不然不足以对冲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不然我们就很难真正做到一个底线思维。因为在超级不确定下，底线思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最糟糕的情形，出台相对比较稳健的对冲的政策，才能使我们不会出现底板效应。所以，我觉得二季度压力非常大，如果二季度能够在这个大推动、大对冲、大启动的过程中使国民经济常态化运转，能够在一些节点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三季度、四季度可能日子就会好过得多，所以二季度是关键。

第一，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快速启动经济和快速常态化经济循环。如果经济长期处在这种管控停摆的非常态状态，消极民生政策和消极的救助政策很难突破目前的瓶颈问题。经济循环和经济启动越快速，成本越低。目前一方面需要全产业链复工复产，这是行政启动。更要防止在复工复产之后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出现的二次停工停产，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二季度没有很好的需求提振，没有很好的下行压力的对冲政策，我们即使进行复工复产，也会出现二次停工停产，二次停工停产带来的社会冲击和经济冲击的成本可能远高于第一轮的停工停产。所以，一定要认识到，目前认为在外部环境还没有全部发酵、贸易没有全面下滑的这种状况下，对于内需的提振和提前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所以不能简单地拘泥于目前对于一些很微观环节的讨论，目前是经济循环重启、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错过，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刺激计划，很可能面临的二次停工停产的风险。

第二，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民生体系的特殊性，而不能简单的跟欧美进行比较，欧美的养老体系、失业体系和社会救济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但是我们的民生安全网所覆盖的面很窄，很多真正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主体没有进入到传统的安全网体系内。所以，通过传统体系来进行民生救助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对这些主体的救助。因此，对这些主体的救助要么超越传统主体进行全覆盖性的、地毯式的救助，要么就是要选择以积极的经济政策来带动就业和民生。比如国家已经实施对退休人员的工资的上涨，但是第一代农民工都享受不了这个福利。再比如发放消费券，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按照户籍人口发放，这就导致，真正在疫情中受到冲击最厉害的边际人群和低层人群没办法被政策触及。如果选择按照传统的行政板块和民生途径来进行实施救助，不仅不能全覆盖，而且很慢，这样效率就会很低。

我们建议，当务之急，除了低水平的保障型的纾困和救济之外，要利用目前窗口期进行一揽子宏观经济扩张政策的设计。当然政策设计可以更偏重于就业导向，更偏重于民生导向，尽量采取经济启动与民生兼容的政策组合。当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政策是偏少的，密度是不够的。因此，一揽子的宏观扩张计划要及时推出，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一揽子的改革规划。因为目前来讲，怎么使基层更有积极性，怎么恢复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经济的循环和社会的循环，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抓住这一个主要矛盾来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