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美好企业要做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

1175年的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是理学和心学的一次重要交锋，理学倡导的是“道问学”，心学所倡导的是“尊德性”。我们理解世界，是“道问学”为先为重，还是“尊德性”为先为重？

把这个交锋还原到今天，就是说，我们做企业到底是秉持专业主义态度，格物致知，从术的层面精进不已，还是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尊德性的问题？当年陆九渊作为心学倡导者，认为顿悟、回到本心是更加重要的事。今天每一个企业家也都要在内心深处回应这两方面的问题。

去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有129家在榜，超过了美国的121家，但中国上榜公司的主要业务都是在中国之内，能够在全球有成规模的业务，并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公司很少。

在今天这个美国脱群、中国孤独的时刻，如果有大量中国企业在全球具有影响力，使各国对中国的价值观、发展道路、文化有更加建设性的理解，将是我们的幸运。很可惜，很少。我们有很多世界规模的企业，但不是世界级的企业，因为没有全球影响力。

还有一个问题，即使中国公司进了500强，是不是真正具备强大竞争能力了呢？比如安邦、华信能源都上榜过，但后来都掉下来了，安邦和华信的创始人现在已经都锒铛入狱了。

为什么掉下去？迫使我们思考：单一的急功近利的导向能不能通向未来？进而言之，富豪榜上的企业，是不是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能够给社会创造可持续发展价值吗？也未必。

这次疫情不仅迫使全球的经济被按下了暂停键，也迫使每一个企业去思考企业本质的问题。

谈到企业，一般都会说，企业是解决就业和纳税的组织，是盈利性组织。而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作为企业的重要类型，曾被誉为“人类的伟大发明”，“真正缔造了现代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股份公司是筹集资金最有效的方式，它解决了有人愿意投资、能够放心去投资而不会承担无限责任的问题。

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以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人类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过去几百年有了公司制度之后创造出来的。

从管理学角度看，我非常认可德鲁克说的，企业的本质就是创造顾客。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中指出，“我们不能单单从利润的角度来定义或解释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其实只是换了个更复杂的说法来说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传统模式罢了。”

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因此企业的目的必然存在于社会之中。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

顾客也许在得到企业家提供的产品之前，就已经察觉到自己的需求。但是，在企业家采取行动把这种不满足变成有效需求之后，顾客才真的存在，市场也才真的诞生，之前的需求都只是理论上的需求。

我赞同德鲁克所说的，企业的本质就是创造顾客。但我希望强调的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企业的目的存在于社会之中，对企业本质的理解必须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

▲ 德鲁克《管理的实践》、埃米·多米尼《社会责任投资》

埃米·多米尼在《社会责任投资》一书中认为，社会责任投资源于过去200多年以宗教为基础的投资决策。

卫理公会教派创始人之一的约翰·韦斯利（1703-1791）劝告他的信徒，不要在物质上伤害邻居（比如通过赌博、有损于他人的借贷和不公平的商业往来），不要在身体上伤害邻居（比如通过酒精经营），不要在精神上伤害邻居（比如不从事容易使邻居直接或间接趋于放纵的商业经营）。他还敦促信徒们避免从事污染河流的行业，如皮革加工。

显然，并不是所有对顾客需求的满足都构成了企业的正当存在方式。企业的正当存在方式，应该是去满足那些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需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即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其含义是，企业是市场的某种替代物。市场早于公司，公司出现之前就有市场。市场中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换，这就会产生交易费用，如市场主体在经营中要寻找买家，寻找供应者、谈判、签约、打官司等等。

公司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出现的。公司用管理的手段而不是市场交易的手段，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规模经济，以至发展为集团、跨国企业，替代更大的市场。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科斯定理证明了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因为他们是企业管理的轴心，是整合资源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人。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也指出，“看得见的手”（现代企业内部的管理）在许多方面代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成为经济中的主要资源分配者。

从增长角度思考企业的本质，我特别认同从索罗到罗默的思考路线。这个思考路线的核心指的是，长期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除了要有资本以外，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进步、教育和训练水平的提高。

在传统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往往被假定为递减的，这使得经济增长最终会回归均值或收敛，而无法持续。但罗默发现，有一种要素是例外，就是知识（knowledge）。

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

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使持续的增长成为可能。

罗默的理论的启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

首先，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其次，只有在知识产权确定并受到保护时，知识创新才是可持续的，否则创新的激励会减小，经济增长会放慢；最后，信息、知识的开放性流动非常重要，没有开放的环境，知识的正外部性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效力。

▲ 华为创始人 任正非

我采访过任正非先生三次，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讲磨豆腐的理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豆腐做好，或者把豆芽做好，大家拼出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第二个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一次都讲教育，认为中国现在的教育极其成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教育，就没有办法去凝聚有创造力的年轻人。

我们今天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已经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我们贡献过什么样的科学发明？贡献过什么样伟大的科学家，为今天整个人类的进化，整个商业的发展，做过什么基础性的贡献？

无论是蒸汽机到电气化、到计算机、到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再到奠定了现在商业基础的比如说集装箱，比如很多制度、秩序和标准，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

所以，今天的中国企业一定要仔细去想，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简单的模仿到创新，最后到底层原始知识的创新。而这个东西跟整个国家能不能创造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成长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思想自由交流环境、信息自由流动环境，又是息息相关的。

我最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我认为中国的敌人根本不是病毒，不是美国，也不是别人的口水，中国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内部能不能延续过去40年已经开启的开放，让每个人进一步地去张扬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发挥。

从管理学到经济学有一个简单的梳理以后，我提出的企业观是：

企业的本质在于创造顾客，在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创造。这要求企业必须动态地观察人类需求的变化，并用更好、更新、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去满足。

企业要持续增长，必须找到规模报酬递增的方式和路径，也就是知识、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具有正外部性，不容易被折旧的创新。就此而言，企业是知识创造的载体和容器。

同时，在我们的社会中，企业容纳了最多的人口（除了学校以外），有这么多人在企业里面成长、合作、交互，我认为企业应该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载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企业本质，企业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企业意味着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最高境界是随需立供、精准匹配。企业时时面对决策，决策即信息，因此企业在组织中如何消除信息不对称也非常重要。

企业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我特别推崇的一个人是比尔·盖茨先生，我觉得他可能是过去若干年典型的从世界级商业领袖到世界级社会领袖转型的例子。

盖茨基金会捐出的钱已经有538亿美元，但这只是催化的源头。他通过基金会去整合各国政府、世纪银行、金融机构与市场、药厂、东道国、第三部门等等，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像非洲儿童疫苗普及等问题。

▲ 比尔·盖茨到访加纳做慈善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敏感，又非常有压力的外部环境下。对于企业来说，毫无疑问会受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困扰，但我觉得更多开始要从自身出发。

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企业家慢慢回到更加纯粹的一种状态，让企业更加精益，更加以人为本，同时成为社会友好性企业，为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让世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