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彭剑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夏基石董事长，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

•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下面我从10个方面谈谈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建设的学习体会，以期对企业家有所启发，对企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明确并坚定组织的宗旨与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个组织能不能始终充满激情，富有感召力与凝聚力，首先是要有明确而坚定的宗旨与使命。使命让人方向一致、目标明确，力出一孔，利出一孔，让组织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命让人产生激情，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促使人奋不顾身地去实现和追求心中的梦想和目标。“要让战士爱打仗”，首先要让战士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打仗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一旦让战士富有使命感去打仗，他一定不怕死，一定奋不顾身。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组织。其根本宗旨和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简洁，最接地气，最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组织的宗旨和使命的表达。

使命是一个组织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它首先要回答你为谁服务，为谁创造价值。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要全心全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它就能获得人民的充分的信赖、全力的支持、衷心的拥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此后的百年芳华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人民情怀，胸怀千秋伟业，为人民，也依靠人民，最终在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下，从弱小走向强大。

早在1922年9月，党的早期理论家恽代英就在《民治运动》中提出了“为人民的奋斗”：“我们为人民的奋斗，总要有人民的联合，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

1934年，3位女红军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女红军战士看她很穷，临走时，就把自已仅有的一条被子剪开，把一半留给老人。还告诉她，等革命胜利的时候，一定送一条完整的被子给她。这段往事让徐解秀老人铭记了一辈子。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44年9月5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增加了“总纲”部分，其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

此后，即使党章历经多次修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都毫无例外地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

中共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新的概括：一方面，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还创造性地把“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涵和要求具象化为“人民满意论”：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根本衡量尺度；只有让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才能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得牢、 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做得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深深融入共产党人的血脉和灵魂，成为共产党人始终恪守的忠实信条，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

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与支持，共产党也才能获得蓬勃发展。什么时候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每个中国共产党人都应更加真挚地叩问——我是否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第一，不脱离人民群众，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一切都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愿和主张，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行不通。

第二，关照群众利益。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更好地团结群众，提出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每解放一个地方，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正是这种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人民利益大于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实践，使党组织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和信赖。

第三，向人民群众负责任，有担当。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责任感，让我们看到每一次大的灾难面前，不管是汶川大地震也好，还是大疫当前，都以人民群众生命为上。

第四，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军事封锁，共产党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大生产运动，开垦荒地打粮食，建设工厂搞工业，最终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缓解了供需矛盾，战胜困难，度过难关。

第五，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蕴藏巨大的智慧能量，组织智慧来自于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第六，强调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的许多文艺创作都始终将文艺素材来源和最终的指向定位为人民群众，比如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等等。所有的这些素材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来，最终又回到群众，引导群众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发挥自己的力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

第一，伟大的企业家都是伟大的梦想者和立意高远的事业目标追求者。他们不是单一地追求挣钱发财，而是有超越利润与财富之上的追求。许多企业活不长，做不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心死，死在目标追求封顶，进取精神不足，格局小。许多企业家小富即安，人生价值迷惘，只是做生意挣钱而不是做事业，没有做大做强企业的追求与格局。所以学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有远大的事业追求，有崇高而接地气的使命。我认为，未来中国企业追求的目标就是要确立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产业领袖的追求，或者成为细分领域产业隐形冠军的事业追求，尤其是要从短期投机逐利，真正转向长期价值主义，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为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做出贡献。

第二，企业只有确立共同的目标追求，才能牵引、凝聚员工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企业要凝聚天下优秀人才，激发人才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首先要有明确而高远的目标追求，有共享的使命和愿景。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组织成员目标追求各异，“同床异梦”，就难以形成组织凝聚力。只有在共同使命与事业目标层次上的凝聚力，才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凝聚力，基于单一利益导向的凝聚力都是短暂和不牢固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组织百年不衰的根基是依靠人民，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而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客户,客户价值是企业价值的来源。企业要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企业只有为客户创造价值，才会具有持续的生命力。企业什么时候违背了客户的价值，违背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就会被客户所抛弃。

第四，企业组织要贴近市场，扎根于客户，倾听客户的声音，才能准确而及时了解客户需求，从而为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企业要围绕客户做对客户有价值的事情，员工要屁股对着领导，脑袋对着客户，时刻关注客户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而不是只关注领导想什么，要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体系。

第五，客户利益与客户价值高于一切。当企业跟客户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是客户利益与价值大于一切。

第六，要相信和发挥客户的力量。客户是企业产品改进与市场品牌推广的力量。比如小米就是将粉丝作为人力资本，让粉丝参与到产品设计与品牌推广之中，充分发挥客户（内部称粉丝）力量的典范。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成批的官兵四散而逃，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从4个团的5000余人锐减至1500余人，整个队伍中弥漫着悲观情绪。贺龙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如何凝聚队伍？如何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毛泽东苦苦思索难题。

在部队行进休整中，整个队伍中唯一一个没有逃兵的连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经过交谈，毛泽东认识到：队伍之所以缺乏凝聚力，是因为把党组织建立在团以上，基层连队层面没有党组织，这样就不能及时掌握士兵情况，党的影响也不能及时影响到士兵。

于是在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毛泽东领导进行了三湾改编。内容包括：资遣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缩师为团，就是把一个师的建制作为一个团的建制；是支部建连，也就是党支部建在连队上；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

如果说南昌起义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形”，三湾改编则熔铸了人民军队的“魂”。

三湾改编情景图△

三湾改编明确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了共产党武装夺权的保证。这次改编也是一次对队伍进行精简，对军队人员大浪淘沙的过程，让那些对革命态度不明朗，不明确的人离开部队，把信仰坚定的人留下来。也就是说，共产党不需要特别大的队伍，但是需要忠诚的、强有力的队伍，从本质上解决了大与强的关系问题。它也架起了党武装士兵、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为夺取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开掘了力量源泉。

三湾改编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在叶家祠的阁楼上，毛泽东在“红一连”亲自组织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此后，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支部都扮演了游击队的火车头的角色，保证了党组织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1928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总结说，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散，“把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支部建在连上带来的艰难奋战而不散，在朝鲜战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曾有国外智库对中国朝鲜战争胜利的原因进行研究，其结果颠覆了他们此前一种几乎定型的认识，那就是，世界上很多军队只要指挥员被消灭，建制被打乱，就溃不成军。唯独中共军队不同，即使指挥员牺牲了、建制打散了，甚至军人受伤被俘了，仍能成立党组织，重新投入战斗。他们的结论是：“支部建在连上”是解放军的“战略武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虚化、弱化、边缘化、组织意识淡薄、政治功能不强、党员教育疲乏的时期，导致组织内部内耗，军民不团结等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强调必须激活基层党组织，增强基层组织力、强化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正是因为有了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力量，我们才能挺过雪灾、地震等重大灾害；我们才能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我们才能战胜百年不遇的疫情。

把支部建在连队上包含了几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把党建在连队上，使得组织能够扎根于群众的沃土。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一样，有这样从上至下的扎根群众的终端网络，保证组织的触角可以伸展到任何角落。这样做的好处是党的思想方针、路线能够得到贯彻，使得基层都能听到党的声音，政令畅通，纲举目张。

第二，把党建在连队上，就是在基层有人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深入人心。这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群众的动员能力。为什么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说，某种意义上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因为准海战役期间，解放军60万人对阵国民党军80万人，但党的基层组织在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动用担架20.6万副，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共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吨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保证了前方打仗战士有粮食吃，伤病员有人去救治。整个后勤服务系统靠的是人民群众，使国民党陷入了解放军布下的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

第三，把党建在连队上，也保证了组织可以从最基层的党员那里听到他们的声音，保证能收集到所需要的信息，保证了决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避免了长官意志和纯粹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第四，把党建在连队上，可以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具有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种能力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就能迸发出来巨大力量。这次疫情之所以中国能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国外是没法抄中国作业的。第一个就是大数据，海量大数据的集聚，使得任何人的行程可追溯，可排查。西方受个人隐私权的约束，不可能有中国如此海量大数据做支撑，从而实现科学、精准防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动员在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生活角落的人，建立起全民、全社会的责任防控体系，疫情当头，每一社区、每一村庄的基层负责人，直至每个门卫，每一个社区退休老太太，都像打了鸡血，冲在一线，严阵以待，高度负责，最基层的支部组织发挥的巨大的战斗堡垒作用不可估量，也是西方国家永远学不到的。

第五，把党建在连队上，党组织的平台化+分布式管理，能够适应不同区域、不同地点，不同人群的特点，保证了既能够统一，又可以个性化地去解决终端的问题，使得组织不僵化，机动灵活。既可以迅速地聚拢，又可以很快地分散。

第六，把党建在连队上，能保证党永远是能够指挥枪的，党的意志能够从上贯穿，一路到底。

把党建立在连队上，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是：

第一，向中国共产党学习，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就是企业组织内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员工的力量，外要贴近市场，走进终端客户，构建深度联接客户、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敏捷组织体系。这就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要扁平化、网络化。中国许多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组织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组织离客户越来越远，决策重心过高，层序多，审批环节过多，机构臃肿，机体僵硬，对客户需求和市场反应速度慢。因此，企业要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端到端的流程化组织。

第二，企业要有强大的市场基层动员能力和一线集成作战能力。组织要为一线赋能，授权一线，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让一线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比如华为的基层“铁三角”,在本质上就是贴近终端的基层组织。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和交付经理三者紧紧抱在一起生死与共，聚焦客户需求，一旦摸清了“敌情”，就可以呼唤总部炮火，集成作战。

“干部”一词最早来自于法语cadres，含义就是组织的骨骼系统，是组织中的骨干分子。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一词。干部这个词虽是个舶来词，但中国共产党赋予了干部以全新的含义。中共十二大党章明确指出：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干部培养的重要性。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到达江西寻乌。此时红四军正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军队已经破除了一些旧习气，但新风气尚未建立。尤其是古田会议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打骂下属的做法后，一些干部却因此无所适从，不敢放手管理下属。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后，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会，讲了七条干部管理教育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干部管理“七条”，推动了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成为了军队管理工作的重要原则。

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千数万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把“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确定为党的一项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重要论断，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干部直接决定着组织的效率和力量。”

为了培养干部，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等20多所干部学校。中央领导均在学校任教，毛泽东不仅为抗大制订了教育方针和校训，还亲自授课。他说：“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在抗大第二期，毛泽东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讲2次，每次4个小时，从1937年5月开始，历时3个月，授课110多小时。

共产党在培养人才的理念上，一方面强调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目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教育；第二讲求务实的能力；第三锤炼严格的作风，保持持久的爱国热情，磨掉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骄傲、狂热，把干部打造成中国革命的钢刀利刃。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干部学校为抗日前线和敌后输送了十万名干部。他们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以至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声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名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很多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包括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等机构，大批干部进入党校、大学、各种培训班学习。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加大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给干部创造学习机会，创新改进学习方式，不断丰富干部学习内容，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一百年来，共产党的干部培养从革命年代提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到改革初期确立干部“四化”方针、开展“第三梯队建设”，再到新时代强调“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解决了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确保党的人力资本增量纯洁、存量鲜活，使执政党肌体永葆健康。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培养、使用与管理具体体现在：

1.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干部选拔一直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主要方法是进行干部审查，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审查的标准主要包括“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党的观念意识、日常生活、经济观点及是否能吃苦耐劳等”，“审查每个干部时，必须由被审查的干部自己填写表格，并写详细的履历，由干部科工作人员与之作详细的谈话，对其重要关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的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书，根据上述材料精细地审查，并由干部科会议讨论作出结论。”

2.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对干部的实践锻炼，采取多岗锻炼、交流任职、异地挂职等方式，让干部到基层一线培养历练，“接地气”“墩墩苗”，在使用中成长，在使用中脱颖而出。

3.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

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

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 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干部，才会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困难问题者，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4.对干部严格要求，对干部提标准、提要求，并建立干部严格的问责与监督机制。

5.建立专门的干部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1924年，中央正式决定分设组织、宣传、工农等部，毛泽东为中央组织部长，罗章龙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组织管理有了常设的专门机构，干部与组织管理进入专业化与正规化。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1949年，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自此，将反对干部消极腐败，建设干部廉洁政治作为重要的组织建设目标。

抓干部队伍建设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

第一，干部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核心力量，干部队伍是企业最大的人力资本。在不确定的新时代，企业要以内在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而内部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干部队伍的稳定、团结与战斗力。干部稳，队伍就不会乱；干部团结，队伍就坚如磐石；干部带头冲锋陷阵，队伍就有战斗力。因此，企业也要向中国共产党学干部管理，打造一支有使命感、有责任担当、有职业化管理能力、能带队伍、打胜仗的干部队伍。

第二，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三大要素：使命、责任、能力。我把它称之为干部队伍建设铁三角。即如何让干部富有使命感，充满事业激情？如何让干部具有责任担当，勇于负责，愿意担责？如何让干部具有足够的能力带队伍并不断创造高绩效？企业最大的危机，是干部缺乏使命感，干部如果激情衰竭，工作惰怠，不愿意持续奋斗，就会导致整个组织内无活力，外无竞争力。

企业最大的威胁是干部责任担当精神的缺失，许多干部在变革面前、转型时期、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不敢拍板决策，不敢冒变革风险，不愿承担推动变革的责任，懒于变革，占着位子不履责、不作为、假作为，使企业错过变革的时机，变革转型流于形式，使企业面临被时代淘汱的危机。许多干部官做大了以后，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远离市场与客户，这将使企业面临被市场与客户抛弃的巨大威胁。在数智化转型时代，企业最大的挑战是干部不学习，职业能力滞后，领导力不足，许多干部的观念陈旧，思维固化，行为滞后，能力跟不上，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障碍。为此，企业应向中国共产党学干部管理，抓干部的使命、责任与能力建设。

第三，干部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流程化、制度化干部管理与监督体系，还要有干部管理专业职能机构，如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有专门的干部管理机构组织部。像华为、小米等优秀企业都相继成立了干部管理总部，将“建组织、出干部”作为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两大核心命题。如华为干部管理总部的职责是：要重点管好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弹劾、配股、调薪、奖金评定等日常人力资源操作。人力资源部负责规则的建议、执行和监管、考核支撑、员工招聘、全员学习与发展等人力专业支撑工作。

华为在吸收中国共产党干部管理智慧的基础上，把干部管理的过程体系化、制度化，从而形成“良将如潮”的干部发展的长效组织保障机制，并创造性地提出干部管理七连环的系统管理模式，为华为的组织能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步：明确干部使命与责任；

第二步：建立干部标准；

第三步：明确干部任用程序；

第四步：加速干部能力发展；

第五步：干部绩效评价与激励；

第六步：建设干部后备梯队；

第七步：设立干部监察制度。

枪杆子是牢牢掌握党对军队的绝对统一指挥权。党是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要硬。

在共产党成立的最初阶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上。但是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多万，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967万人，一下子降到11月份时的1.765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70%！

面对异常残酷的局势，毛泽东发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27年7月31日晚上，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半晚上的时间，歼灭了敌人1万多人。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

在几天后，8月7日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前期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尽管有了这样的认识，但当时共产党还在幼年，不成熟，再加上部队的补充来源主要是农民、游民和俘虏，加之连续作战，生活艰苦，部队中也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良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毛泽东在1929年６月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绝对的党领导”等概念。同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更是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为了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0年９月，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反复强调：“政治上党的领导要有最高威权，红军中只有党的一个领导，不能容许有第二个领导。”同年还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中国红军为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任务，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

1935年６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服从党的领导，向中央争夺兵权。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能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接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此后“党指挥枪”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形象化表达。

1940年8月20日，即百团大战开始的同一天，朱德发表了《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警示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指挥，并告诫全体官兵：“党的绝对领导”就是“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在西柏坡最小的指挥所，用一部滴滴答答的电台指挥了全国所有的战斗。所谓滴滴答答的一个声音，就是一个统一指挥——党的指挥的声音。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确立的 “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进行概括时，指出：“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

江泽民时代，在认识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提出 “必须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永远不变的军魂”的新论断，揭示出人民解放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本质所在。

2012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视察广州战区时说：“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听从党的绝对指挥。”习近平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

笔杆子是思想权，组织最大的权是思想权。统一思想，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组织便势不可挡。

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说，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当教员，只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他被迫拿起枪，搞起了武装斗争。

不过毛泽东一生没有怎么带过枪，却从不离笔，可以说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笔杆子是号角、战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斗争、行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反共宣传，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舆论武器，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并采用创办报刊，书写标语口号，喜剧歌舞表演等手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亲自兼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会成员，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延安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稿件。

1947年，在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当时，随行毛泽东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军委作战部，一支是新华社。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根据《毛泽东军事年谱》），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的笔杆子不仅对准敌人，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刻，当军队内部出现各种杂乱声音与思潮，毛泽东也用笔杆子，统一思想，实现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

在面对各种思想上的不统一，毛泽东都针对性地发表文章，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意语言寓意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亲日、亲美言行泛滥时，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论持久战》）

当有人疑惑，张思德是烧窑时因炭窑崩塌去世的，是为人民服务吗？他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

在人民军队跨过长江之后，他写了新闻稿：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共产党不仅注重国内的宣传工作，也重视在国际上发声，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同情。

长征期间，党中央专门委派陈云到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红军长征情况，让共产国际增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信任。陈云的报告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强烈反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成立对外联络交际处，接见外国记者，畅谈中国革命，以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印象记》、福尔曼的《延安报道》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国内和国际人民传递信息，争得同情。

可以说，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在运用舆论的武器推动武装斗争的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并收到显著效果。

建国后，共产党依然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比如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不会拿笔杆子，这个领导就是很有缺陷的”。

1981年，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要有信心讲好中国故事，让人民从中受到鼓舞，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意义重大，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职责使命。

在思想统一方面，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也创造出了各种方法和途径。比如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保证组织内部思想统一。

中国共产党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手都要硬对企业的启示：

第一，企业在市场上要硬，首先是技术与产品要硬。员工靠什么在市场上去拼、去竞争？手中的枪杆子就是好产品。所谓“以客户为中心”，如果没有好的产品，以“客户为中心”就是一个伪命题。而要有过硬的产品，首先就必须要技术创新领先，而要实现技术创新领先，就要持续加大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要在研发上真金白银地砸钱，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华为能够走到今天，就是靠产品技术创新，就是靠每年从销售收入里至少拿出百分之十以上投入研发。其次，产品要硬，硬在“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再次，产品硬，硬在卓越的营运系统、精益化的生产制造、敏捷而高效的供应链管理、独特的市场与品牌管理上，以此能够打造出成本领先、高品质、高性价比、高品牌体验的产品。

第二，企业组织要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也要抓思想权的统一。首先是对内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企业家及高层对未来发展要完成系统思考并对使命、愿景、目标等核心价值体系达成共识，让所有员工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下，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其次是企业的品牌宣传与推广。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要统一，要讲好企业品牌故事，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公民好形象，提高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价值体验。

华为赢在什么地方？华为也是赢在两手硬：一个是赢在产品技术创新领先；一个是赢在华为人思想统一，目标一致。正如任正非在《力出一孔、利出一孔》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过去二十五年，华为人聚焦在一个目标上持续奋斗，从来没有动摇过，就如同从一个孔喷出来的水，从而产生了今天这么大的成就，这就是力出一孔的威力。在华为的每个关键时刻，任正非都善用笔杆子解决企业经营中所面对的问题与难题。《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文中就讲到：到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山头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

任正非其他代表性的文章有：《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生生不息》《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江春水向东流》《用乌龟精神追上龙飞船》《方向要大致正确，组织要充满活力》《在攀登珠峰的路上沿途下蛋》等。这些文章既引领了华为的变革与发展，又为华为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因而任正非在媒体的发声及一系列文章，成为华为品牌传播最能打动人的武器。

民主集中制被中国共产党奉为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历史。

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早在1906年，民主集中制原则就被写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章。

建党初期，共产党在制定决策机制的时候，就是以俄文版的俄国共产党八大党章作为参考。虽然是借鉴，不过两者有差异，俄共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凡是重大问题经由会议决定”，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一切重大事情由会议决定，而且在会议上由少数服从多数产生。”

刚开始，民主集中制原则分为民主原则、集中原则两个方面。但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中党内对“集中”的一面强调更多，对“民主”的一面不够重视，呈现出“强集中”“弱民主”的特征，其突出表现为1926年底，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家长制作风以及后来王明等人对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

1927年6月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在这个《决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它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的奥妙在于用民主对抗专制，用集中对抗散漫，它既不是一盘散沙的民主，也不是密不透风的专制，而是张弛有度的适当集权。

民主集中制的哲学和政治依据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就是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贯彻执行正确意见的过程。

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从个人智慧到群体智慧的转变，使得整个组织智慧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民主集中制得到的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决策过程的原则和决策方法，在党委制中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所说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做出新的概括：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西方人往往把适度集权与专制，贤明领袖为核心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由此认为民主体制一定战胜专制体制。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管理体制的误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基础上的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辩证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度的把握，从来没有将民主和集权对立起来。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威权和适度集权，强调领袖权威领导，以凝聚群体智慧的领袖思想为中心，适度集权，控制圆心，放开周长，开放而不封闭，始终防止和反对个人独裁和专制。

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权与专制，两者区别体现在：

1.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权是集中组织、团队智慧下的集权，其组织智慧不是建立在个人之上，而是在集体之上。而专制则是建立在个人智慧、个人专权基础上。

2.民主集中制上的适度集权是开放式的系统，而专制则是封闭式的系统。民主集中制既强调从上至下的统一性，又强调要善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权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下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不是服从于某一个人。而专制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决定并绑架整个组织。

4.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权用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善用敢提不同意见的忠诚的谏言者，而专制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好用奴才与庸才。

5.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权崇尚真理，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身上，谁有智慧、谁掌握了真理听谁的。往往是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说服大多数人，同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而反对一言堂，反对搞个人崇拜。专制则崇拜个人，搞一言堂，大搞个人崇拜。

6.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权倡导组织自我批判精神，有自我纠错机制与自我修复能力。专制没有自我批判精神，也就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有智慧、有无穷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只要能够坚守民主集中制，它就能使得组织始终充满智慧，始终保持开放，始终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组织就可以始终防止和避免走向个人崇拜与专制。只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就一定充满智慧，充满活力，充满战斗力。

民主集中制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

1.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袖和在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要承认企业家对企业的权威与集权领导，企业决策不能过度民主，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企业家要成就伟大事业，首先要从个人的成功转向组织的成功，要致力于将能力建在组织上；其次，要从企业家的企业到企业的企业家，要从老板一言堂，到运用团队智慧、群体智慧，企业决策要相对集中，但企业家个人不能独裁。

2.企业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与流程，应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避免因老板拍脑袋、个人独断决策给企业带来的致命风险。《华为基本法》就规定：“公司的高层管理组织的基本结构为三部分：公司执行委员会、高层管理委员会与公司职能部门。公司高层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委员会、人力资源委员会、财经管理委员会。我们遵循民主决策、权威管理的原则。高层重大决策需经高层管理委员会充分讨论，决策的原则是从贤不从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旦形成决议，就要实现权威管理。放开高层民主；强化基层执行。”

3.企业家要包容人才的缺陷，发挥人才的优势，善用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个性化人才。企业家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任人唯贤之道，善用有个性、有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好用奴才。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为什么让人有精气神，有斗志，整个组织不松懈，紧张而有序，严肃而活泼，既让人时刻感受到生存危机，使人时刻处于临战前的紧张状态，同时又让人心情愉悦地全心投入工作？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独特的、良好的组织氛围。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氛围与精神面貌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它来自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9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3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全体学生一致通过的《抗大誓约》中写道：我们坚决执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校训所形成的这一校风，既熏陶和锤炼抗日军政干部的优秀品格风范，养成了他们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因他们的传播和感染，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纵览人类历史上所有组织管理理论和管理智慧，都没有毛泽东主席在1937年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所提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那么高度凝练、那么切中要害、那么形象生动、那么让人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什么有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讲团结，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让组织凝聚在一起，力出一孔，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组织力量的源泉，人心齐泰山移，团结使组织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使组织中个性不同、能力各有所长的人凝聚成组织巨大的能量，并形成超强的组织战斗力。

马克思最早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团结，联合是团结，联合体是团结的共同体。毛泽东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团结，不要分裂”。在讲到如何团结时，他说要使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强调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他也指出：“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是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并对领导干部指出“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也出干部”。

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什么有战斗力，就是始终让组织充满危机感和临战状态的紧张感。紧张让组织永不懈怠，紧张就是战斗力。组织的战斗力往往是在危机中、紧张中、高压力中激发，高压强下爆发出来的。打仗是要死人的，组织不紧张，松松垮垮，毫无斗志，不可能打胜仗。“共产党军队紧张，国民党军队不紧张”。蒋介石在总结为什么共产党军队比国民党军队更有战斗力时，曾感叹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军队更紧张，更有拼命奋斗精神，而自己的军队松懈，没有紧张感，因而丧失了战斗力。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有高绩效压力，有危机感、有内外竞争压力。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靠松松垮垮，靠懈怠，能不断打胜仗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什么能有序壮大，高效率运行，是因为在激情奋斗中始终保持组织的严肃与理性。严肃是组织制度建设与规范化管理的保障，是建⽴组织理性的基础。不严肃、不理性，组织容易犯方向性⼤错误，组织容易翻⻋；不严肃、不理性，组织难以建⽴秩序与规则，组织能⼒形不成。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严肃性主要体现为：

1.中国共产党人对“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信念的坚守与践⾏；

2.辩证思维，科学态度，找出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

3.组织纪律严明，规矩严肃；

4.倡导严肃的工作作风与认真的工作态度；

5.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6.加入组织的庄重与仪式感，对组织目标与完成党交给任务的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什么具有活力和创造力？关键在于创造一种让组织充满生动活泼的气氛，使组织不呆板、不僵化，具有创新、创造的活力。活泼让组织充满激情和活力，活泼就是创造力。组织的活力与创造力来自于哪儿？来自于组织富有生气和活力；来自组织气氛活跃热烈；来自人的不呆板、不僵化；来自人的自我驱动、自我激励；来自人的阳光、自然、率性、活泼；来自于开放、包容、创新的组织文化。

如何让组织充满生动活泼的气氛？

首先，毛泽东提倡要讲：“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反对“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其次，要开活泼的会，反对开死板呆板的会。毛泽东主张，必须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他说，“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智慧，对各方面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

第三，党内组织活动，充分发挥民主，畅所欲言，领导带带头自我批评。

第四，领导干部决策要善于采纳不同意见。毛泽东提出要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第五，干部工作作风务实、接地气，工作方法不呆板。如干部说百姓语言，做百姓的农活，与民同劳、同乐，保持与民交往的活泼。

第六，开展多种形式，灵活多样、生动有趣的组织生活与学习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气氛营造，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

1.在不确定时代，企业要以内在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而企业最大的内在确定性，就是内部的精诚团结，就是上下目标一致，风雨同舟，协同奋进。

中国企业组织能力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领导班子不团结，干部队伍一盘散沙，业务系统山头林立，各自为政，难以协同，各种力量不能统一于共同目标，就难以实现从机会成长到组织成长的转型，难以真正做大做强，提升全球竞争力。

因此，团结是组织能力建设第一要素，组织不团结，成就不了大事业。华为就非常注重组织氛围的营造，比如在任正非为《华为基本法》写的序言中，他说：“我们要用十年的时间使各项工作与国际市场接轨。特点是淡化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强化职业化管理。把人格魅力、牵引精神、个人推动力变成一种氛围，使它成为一个场，以推动和导向企业的正确发展。”

2.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是靠松松垮垮、靠懈怠而取胜的。商场如战场，企业要持续创造高绩效,就要营造高绩效组织氛围。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有高绩效压力，有危机感、有内外竞争压力。每个员工工作要饱满，人才越闲得无事，越无事生非。

任正非在2020年5月20日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谈到：“美国政客拿着鞭子抽着华为，提醒我们要努力奋斗，我们只要不努力奋斗，就会把我们打垮。这点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就缺少动力”。在川普的打压下,华为人比以往更加众志成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没有危机感的企业，就是企业最大的危机，没有让员工感受到市场与绩效压力的企业，就是企业最大的生存压力。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而言，最怕的就是组织懈怠、懒散，不再有创业时的生存紧张感和持续奋斗的激情。

3.企业要打造组织能力必须建立组织理性。首先企业家要有长期价值主义思维，要摒弃投机与短视，抑制企业家的原始冲动，使企业家的欲望得到有序释放，偏执的行为受到约束，能把握成长的节奏而不翻车。其次，强化制度与流程建设，确立制度与流程权威。此外，企业的组织理性还体现为组织成员对信念的坚守与价值观的践行；对规律和常识的尊重与敬畏；对组织目标与绩效达成的庄严承诺，对团队的共识与规则的遵守；对流程制度权威的尊重等等。

4.企业要实现创新与人才驱动，需要有包容开放、活泼创新的组织文化氛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开创走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之所以打不倒，并能够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冲破重围，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教条，不本本主义；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实现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独立自主，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直跟两个东西在作斗争，一个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照搬马列，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不学习，不创新。这两种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共产国际给与了很多的指导与支持，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越来越“左”倾，出现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包括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其中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教条主义错误最甚。

1929年，王明从苏联学成回国，以共产国际特委的身份，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大段的背诵马列的经典，塑造自己的理论权威，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给党的工作、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都带来了重大损失，最后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丢失南方根据地，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

面对各种错误苗头，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其中提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1931年4月，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正是基于调查，毛泽东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局，由他代表中央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1944年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主题演讲，其中提到：“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谈到理论跟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形势，毛泽东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两个凡是”给出来的是一条按部就班的老路。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唯书，唯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从此，中国进入新历史和新征程。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石头”就是指中国的实际情况,“摸”就是在实践中去探索研究，“过河”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此后，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一次又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体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2014年5月9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

可以说共产党人在近百年的奋斗中，正是尊重一切实际，不受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断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才使党组织能纠正各种错误，得到极大发展。

独立自主的思想，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之本。它与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解除了博古、李德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当时面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自主领导，一切领导权归统一战线的压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抵制斯大林和王明的错误，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路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在经济方面的最主要表现是自力更生。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保障了根据地的自主供给，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了经济，保障了供给,从而保证了中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军事上的山地游击战。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掌握自己的命运，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败了国民党，创建了新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虽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戒”，但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搞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伟大历史转折点。迈入21世纪，将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又提出要“善于根据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独立自主是“立国立党的重要原则”。今天，中美进入全面竞争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试图联合起来打压中国，扼制中国的发展，这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认识到：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且百年不衰的的一条基本经验，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始终，是立党立国之本。

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

1.做企业不能尚虚、逐名、搞形式主义，而要低调务实，实事求是。中国许多企业做大了后为什么会崩盘、出问题，就在于企业大了以后，企业家开始脱实尚虚、逐名，开始自我膨胀，大过客户、牛过政府、轻视人才、超越时代。尤其一些明星企业家，欲望过多，荷尔蒙释放过度，不能坚守企业家本位。人生要为做一件大事而来，但一生只能做好一两件事，不能什么事都做。什么事都想做，老想跟明星比光环，跟武术大师比武功，跟教授比学问，跟政治家比手段，比来比去，什么都只做到59分，忘记了企业家角色与身份，最终做企业家也不及格，离伟大更渐行渐远。

2.要打造百年基业，提升全球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要有自主创新能力。要培育核心专长与技能，做好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中国企业要想不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卡脖子，自主创新是根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使整个组织保持肌体健康，生机勃勃， 能不断自觉抵御外来病毒的侵蚀，不断提高组织自身免疫力？我认为，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持续激活组织，增强党的组织生机与活力的法宝与方法，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会，干部整风等。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也是保持党组织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就注意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写给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的信中就谈到，“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全废。”并指出彭璜身上存在言语不够爽快，态度不够明确等十个方面。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要拿起这个武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形象地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这种打扫和洗涤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机的组成部分。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更是从多个层面阐明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问题。其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宗旨或指导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其二，批评者应有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三，被批评者的应有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四，批评者的权利，被批评者的义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五，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团结-批评-团结”。

邓小平则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本着团结同志、纯洁党性的目的，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实质和根源，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他说：“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帮助同志，克服缺点，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江泽民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维护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强调通过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这是衡量一个领导班子是否有活力、是否具有正气的重要尺度。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提高党性修养和理论修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坚持“四自”的自我批评方式，即经常按照党章党规对照检查，规范行为，严于律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胡锦涛认为，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执政党要带着现实问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从世界观上解决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突出问题，要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当前要对全体党员干部着力进行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切实落实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的一次大排查，也是一次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运动。

正是通过几代中国领导人持续地批评与自我批评，改变了过去人们不愿做自我批评，更不愿听别人的批评，难以正确评价自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的问题；也改变了不敢批评，不会做实事求是的批评，因为批评上级怕给“小鞋”穿，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故而人人明哲保身，人人圆滑自私，搞一团和气，“好人主义”思想泛滥的问题。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拥有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及时纠错的能力。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善于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党，成为一个能够既立足自身又能跳出自身阈限而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党，成为一个可以不断纠正工作和政策中的失误与偏差，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党，最终能够永葆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对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多种形式，具体如下：

第一，不搞一言堂，不搞个人崇拜，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生活最好的时期就是西北坡时期。那时，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威信很高，但中央领导集体高度民主，关门可以拍桌子、提意见，真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门一致对外，五大常委各负其责。

第二，各级党组织定期开民主生活会，这是党员领导干部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生活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坚持原则，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真正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奋进的目的。

第三，整风运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三次大的整风运动，其中延安整风最为著名。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开始在延安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持续了约3年时间。所谓的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风运动，要求党员干部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上级机关领导，不搞小团体，不搞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重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遵从群众观点和上级指示，多吃苦少享乐等。这些要求成为党员自我批评的标准。在整风中,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

1942年，毛泽东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中国很多企业家之所以从自我到自大、再到自我膨胀，本质上是这些企业家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有时工作作风也很霸道，但任正非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华为无论做多大，任正非能做到低调务实，以谦虚心态向一切优秀的人或企业学习，一杯咖啡主义吸收宇宙能量。

华为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成长的历史。华为的自我批判首先来自任正非深深的危机感。2001年3月在华为发展势头正盛时，任正非却在内部会议上提出要为过冬做准备，并在内刊上发表了那篇关于危机的著名文章《华为的冬天》。他提到“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2010年华为已成为全球通讯行业的领先者时提出管理转型。2011年，华为开始组织转型，并创造性地设计了“轮值CEO制”。正是这种危机感让华为始终懂得自我批判，自我调整，保持着企业发展应有的活力。

华为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都是自我批判、自我蜕变的过程。这也是华为的厉害之处，很多企业走不出自我批评、自我革命这一步，没有胆量正视自我的痼疾，害怕揭开伤疤或刺破脓包时的阵痛，就做不大，始终在山沟沟里打转转，见不得世面。

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走出经验陷阱的重要途径。

开放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第一，可以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第二，让组织整合资源，使组织处于一个良好的生态中；第三，它可以使组织与其他团体形成命运共同体，获得更广泛的资源支持，保证整个社会资源为我所用；第四，它也使得这个组织始终保持开放，吸收更多更大的能量，确立组织生态优势，组织不封闭、不孤立。

统一战线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成为可信赖政治力。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

统一战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共同协商，献计献策，激发创造力和潜力。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写到：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正是基于要团结真正的朋友，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构建了五次统一战线：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因而，在不同的阶段，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力量，形成了良性的组织内外生态。

在抗日战争期间，西安事变发生，国内有很多种声音，亲日、亲美不同派别对蒋介石的态度各不一样。但是共产党基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提出只要蒋介石抗日，就可以放他回去。坚持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又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首次明确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作为“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他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形成的新的阶层中，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其实也是通过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这些优秀人才，即使不入党，也能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现阶段面对新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之本，也是统一战线永恒不变的主题。

通过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力量，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无往不胜。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妥善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2018年博鳌年会上，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五位一体”的关键表述，即政治上坚持对话而不是对抗，坚持结伴而不是结盟，安全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理念，经济上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文化上推动文明互鉴；生态上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数智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发展方向，必将超越西方政客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打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所谓抗中联盟，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智慧，真正构建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五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构建统一战线对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启示：

1.开放合作，构建统一战线，打造产业生态，正是数智化时代企业新的战略选择。未来的企业要打造内外两大优势：一是内在核心能力优势；二是产业生态优势。未来的社会与市场是一个深度关联、跨界融合、开放协同、利他共生的，看似无序但自然有序的生态圈系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关系，而是竞合关系，利他取势的关系。企业的战略思维要从零和博弈思维到利他取势的生态战略思维。生态战略思维的核心要点是：开放合作，利他取势，跨界融合，长板优势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法宝所倡导的基本原则。

2.数智化时代，企业不再是孤岛，而是要开放融通，跨界融合，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协调好相关利益者关系。

翻阅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篇章，重温中国共产党组织能力建设最优实践，深切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共产党百年不衰的道理，将为推动中国企业的组织能力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因本人不是党史专家，以上所谈十点只是个人学习党史的粗浅学习体会，草就出来与各位企业家朋友共同探讨。文中定有不少谬误和不足，祈望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