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式管理理论”是一个伪命题吗？既是又不是。世界上的事本来就没有是与不是，是与不是其实是一体两面，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才会出现是与不是。假如我们承认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是科学和艺术的有机结合。那么，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求真，科学就是规律，科学就是常识，科学就是可复制，基于事实和数据客观存在的就是科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科学的管理规律，没有所谓的“中国式”“美国式”之说。一门科学，不管中国人用还是美国人用都是一样的，都是统一的规律、统一的常识、统一的客观存在，都要产生一定的价值和效果，价值和效果应该是统一的，否则就不叫科学。站在艺术的角度来讲，艺术跟什么有关系？跟人有关系，跟文化有关系，跟情境有关系。艺术离不开人的个性，离不开人的生长环境，离不开文化和情境。中国人底层的价值信仰跟欧美国家就是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西方人信奉上帝，他们的信仰在本质上也不是科学；中国人不相信上帝，而是信仰“天地人合而为一”、信仰自然，这个“自然”，又很难说不是科学。这就是文化的作用，西方形成的是“契约文化”，你要相信它；而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大东亚文化是“耻文化”，你要知道羞耻，就是别人怎么看我。中国人跟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西方是二元对立思维，我们是整体思维、系统思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肯定有中国特色，肯定有企业自己的特色。进一步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不可复制。比如书法绘画的拍卖价格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绣品排在底层，就是因为没人再能画出同样一幅画、写出同样一幅字，而绣品则相对缺少艺术。所以一种艺术，一定是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管理是科学和艺术兼而有之，作为科学，一定有规律性，不需要创造，按照要求做到位就行，复制就行；作为艺术，需要有创造性，需要有个性，可以有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就这个命题本身来说，本来就是融为一体的，正反一体两面，按照禅宗的理论，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真就没有伪，讨论这个命题既有意义，又毫无意义。如果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一定是有规律的，理论才有框架、概念，一定要澄清概念、澄清框架，假设系统要验证。理论是通用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用，没有中国模式、美国模式，如果硬要建立一个框架体系，首先就要把概念澄清，之所以有争论，就是因为概念不一样。理论是普适的价值体系，一定要强调结构，一定要有方法论，比如麦肯锡的方法论全世界都是通用的，是假设系统结构化，是工作方法。从这个角度讲，硬要构建“中国式管理理论”，我认为没有，哪来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如果管理作为一种实践，那一定是有个性的。德鲁克的观点就认为管理是一个实践，不是一个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国家、每个企业的实践都不一样。即使是华为复制IBM的IPD，它的推进方法一定是跟文化和华为的理念结合在一起的，绝对不是照搬IBM那套东西，一定有华为的特色。为什么全国企业学不到华为的IPD？为什么华为人到各地推广IPD基本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有特色、有个性。如果承认管理是实践，就一定有华为模式、三一重工模式等，就一定有中国特色、中国方式。实践是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管理也在变，作为一种实践的管理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永远没有止境，永远达不到我们所要的理想状态。比如我提出企业家需要贵和雅，有企业家打电话跟我说，彭老师你别吊打我们呀。贵和雅是一种境界，不可企及，但它是一个方向，如果真的要求企业家都要有贵族精神，那企业活不了！如果都像宋襄公那样，敌人渡河的时候我不打，渡完河没排好阵也不能打，这就是“蠢猪式的仁义”。管理是敌人过河的时候就要打，没排好阵就要打，这是一种牵引。另一种牵引就是方向规律，如前面所说。管理作为一种实践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时候，它就是全世界通用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任正非厉害在什么地方？把管理作为实践，一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一样，这是他的伟大之处。比如早期也模仿，也迎合当时的市场销售生态给回扣等，但不把这些变成一种习惯，因为这不是成功的道理，只是在特定阶段不得不为的事。从管理理论来讲，要以客户为导向，以产品为理念，这是真理，所以任正非一再强调华为要靠技术，而且真的在技术上投入。规律是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要靠技术、靠产品，但实践中当你还不具备技术和产品优势的时候，要生存下去就得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你要始终清楚方向在哪里，规律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任正非提出灰度管理？这就是对度的把握，情景下权变，不同的情景下采用的管理方式不一样，这是灰度。但同时，规律性的东西是唯一的，不存在灰度。比如以奋斗者为本是规律是真理，虽然不排除大家偶尔躺平一下也能让这个企业更有活力，但总的来说要以奋斗者为本，如果不奋斗这个企业就被淘汰了。总的来说，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是融为一体的；管理既是理论又是实践，但是我更承认管理是一种实践。我不太赞成构建“中国式管理理论”，但是中国的最优实践是有的，管理作为一种最优实践是存在的。就像日本在丰田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丰田模式一样，中国也要总结出自己的模式。比如华为的实践、美的的实践、小米的实践、OPPO的实践，以及“专精特新”企业的实践。等等，我们拥有各种最优实践，也理应总结出被世界认可的模式。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是对度的把握，是科学和艺术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平台。一方面，企业不能被理论忽悠，否则没法活下去；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理论、遵行规律，又会掉到沟里。管理是常识，要遵循基本规律，但又要有自己的个性，所谓特色。“特色”没有普适价值，不可复制，谁也学不像，但“特色”的底层还是规律。比如企业家各有特色，但企业家精神是一致的，不管在哪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样。中国企业的最优实践亟待总结出来，这是包括我们管理学人、管理实践界人的使命。华夏基石作为一家研究型咨询公司，我们在理念引领性方面是进步的，如五六年前，我们就开始倡导长期价值主义、创新向善等，这种理念的方向是代表进步的，是代表人类管理的发展方向的，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现在基本都接受了，很多企业都把这些观念写进了大纲里，这就是前瞻性。最近我提的“登科技高峰，下数字蓝海，聚天下英才，与资本共舞，做三好企业”，这五句话作为理念引领，五年内方向是没问题的。
但这些年我们的遗憾在于，对于中国企业的最优实践持续挖掘不够、总结提炼的不够，这也是我们应该和企业一起努力的方向，实践是管理理论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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