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下半年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是大概率事件
作者刘元春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本文刊发于新京报。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实现
2.9%的增长
问：下半年中国经济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水平吗？
刘元春：中国疫情阻击战快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为中国经济的复工复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在行政性复工复产阶段，举国体制的优势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得复工复产以超预期的速度推进。此外，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常态化复工复产的转变过程中，“两会”出台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又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动力和机制。总之，在超大规模疫情的冲击之下，上半年经济的反弹为下半年经济的全面复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要警惕企业二次停工的风险
问：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刘元春：当然，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和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依然是疫情。从世界疫情的蔓延过程来看，疫情带来的一系列超预期的变化导致全球疫情的拐点一再后延，这也导致世界经济的底部继续下探——我们原本预测二季度末，世界经济就会走到底部，但现在看世界经济到三季度时仍会进一步下探，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会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目前疫情仍是阻挠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就很难恢复到常态。
财政政策以救民生为导向
需要‘提效’和货币政策相配合
问：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如何更积极有为？
刘元春：今年我们财政政策的力度实际上并不小——财政部公布的赤字规模3.67万亿元和赤字率3.6%这两个指标，财政政策的弹性空间很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基建类支出、社保类支出并未纳入这两个财政预算当中，今年整个财政支出的规模大约在6.8万亿。只要我们能够有效落实当前的财政扩张政策，这样全口径的财政规模和力度无疑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复苏。
下半年国际资本涌入中国
是大概率事件
问：如何看待下半年的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刘元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除了疫情本身这一超级“黑天鹅”，疫情也给全球的社会政治经济带来超预期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风险也会产生外溢效应。比如，疫情之下，美国大选、美国种族主义导致的社会分裂、地缘政治进一步抬头，全球进入更加动荡的时期。
我们继续面临着外部环境恶化的局面，中国经济未来仍然面临很多外部的挑战。从贸易出口看，由于全球疫情仍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全球贸易还没有走到最糟糕的底部，同时考虑到美国大选之下的中美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今年下半年的出口仍面临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半年的出口压力并不比上半年低，我们预计中国出口增速在-10%左右。但这个数据不是一个特别悲观的数据，这是因为从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数据看到，稳住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盘，是稳定出口、供应能力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因为疫情出现停摆和混乱的过程中，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国经济可以保证向全世界的供给，加上原有的市场，下半年的中国出口表现可能会比预期好点。
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看，全球疫情也必然给中国的供应链带来冲击，但这种冲击不是根本性的冲击。此次疫情证明了全世界的产业链很难离开中国，在短期内也无法构建新的市场。可以说，疫情不但没有削弱中国在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从国际资本流动看，下半年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是大概率事件。欧美的复工复产的速度比想象中要缓慢很多，二季度、三季度欧美经济会进一步回落。但中国经济从3月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就开始率先复苏，中国经济已经重启了强大的供应能力、稳定的供应链条，对全球经济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资本会进行重构，特别是欧美的金融市场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下半年随着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我们今年全年的国际收支平衡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逆势上涨。
过去一系列的改革为抗击疫情
经济复苏提供了弹性基础
问：下半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在哪里？
刘元春：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这一超级巨大的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自洽的供应体系。第二，过去几年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抗击疫情、经济复苏提供了很好的弹性基础。“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之下，中国经济从出口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型模式转变。同时，去杠杆政策之下，梳理了一些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解决了脱实向虚、中小企业融资等问题，构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之下，中国的新经济发展保持稳定。第三，我们还有着制度性的优势。除了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此次疫情冲击下表现明显。
